中央地方金融事权(中央与地方金融监管)

admin 3 2023-01-25

本文目录一览:

央地共同负担的事权有哪些?

教育、医疗、养老为央地共有事权

中央与地方事权划分进一步明晰。

中央事权。加强中央在保障国家安全、维护全国统一市场、体现社会公平正义、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的财政事权,国防、外交、国家安全、出入境管理、国防公路、国界河湖治理、全国性重大传染病防治、全国性大通道、全国性战略性自然资源使用和保护等基本公共服务确定或上划为中央的财政事权。

地方事权。直接面向基层、量大面广、与当地居民密切相关、由地方提供更方便有效的基本公共服务确定为地方的财政事权,赋予地方政府充分自主权,逐步将社会治安、市政交通、农村公路、城乡社区事务等受益范围地域性强、信息较为复杂且主要与当地居民密切相关的基本公共服务确定为地方的财政事权。

至于央地共同财政事权,国务院表示考虑到我国人口和民族众多、幅员辽阔、发展不平衡的国情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要求,需要更多发挥中央在保障公民基本权利、提供基本公共服务方面的作用,因此应保有比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相对多一些的中央与地方共同财政事权。

这意味着,义务教育、高等教育、科技研发、公共文化、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就业、粮食安全、跨省(区、市)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和环境保护与治理等,仍为央地共同财政事权。

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是干嘛的?

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是负责贯彻落实中央关于金融工作的方针政策和省市区委的决策部署。金融局是事业性质单位,是省政府直属机构,为正厅级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坚持和加强党对地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

金融监督管理局的主要职责

在坚持金融管理主要是中央事权的前提下,按照中央统一规则,履行地方金融监督管理职责。在省、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指导下,推动地方金融改革发展。协同配合驻区中央金融管理部门建立信息共享、风险处置、业务发展和消费者保护等协作机制。负责地方金融业综合统计相关工作。

贯彻执行金融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拟订全区金融发展中长期规划及地方金融监督管理职责范围内发展规划和政策。加强对地方金融监督管理领域运行情况的监测分析,配合驻区中央金融管理部门研究分析全区金融运行形势,提出改善金融环境、加强金融服务、促进金融业发展的建议。协调解决全区金融业改革与发展中应由地方解决的矛盾和问题。

七一出台了多少个政策

1. 平衡好稳增长和防风险的关系

人民银行表示,不断加强和改进金融宏观调控,持之以恒防范化解金融风险。银保监会表示,要抓好存量风险化解和增量风险防范,平衡好稳增长和防风险的关系,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

证监会表示,要全面落实防风险守底线要求,加快健全风险预防、预警、处置、问责机制,严把资本市场入口关,坚决防止资本无序扩张,防范少数人利用资本市场违法违规“造富”。

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王一鸣近期表示,部分领域风险释放压力增大。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还本付息压力增大。债券违约有所增加,企业信用风险上升。中小金融机构资产重组及补充资本金压力仍然很大。这些都需要予以关注。

“我国需求恢复仍然偏弱,外贸增势可能减弱,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还不足,宏观政策要保持连续性、稳定性和可持续性,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把握好稳增长与防风险的平衡。”王一鸣称。

2. 全面推进金融立法

人民银行表示,全面推进金融立法和法治央行建设,进一步增强金融体系和金融服务的适应性、普惠性。

这从人民银行金融法治工作会议可以看出端倪。3月18日,人民银行召开2021年金融法治工作电视会议。会议提出:

一是全力推进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反洗钱法、保险法、地方金融监督管理条例、非银行支付机构条例等重点立法修法项目的拟订工作,加快多层级、高质量法律制度供给。

二是积极参与打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为稳妥有序处置金融风险提供法律支持。

3.提高金融违法违规成本

银保监会提出,要加快完善现代金融监管体系,提高监管透明度和法治化水平,补齐制度短板,强化监管执法,提高金融违法违规成本。证监会提出,要全面落实“零容忍”方针,推动完善证券执法体制机制,创新科技监管手段,从严打击恶性违法违规行为,有序推进证券纠纷特别代表人诉讼常态化等工作。

“十三五”期间,中国的金融监管体制进行了大幅调整:中央层面,成立国务院金融发展稳定委员会(下称金融委),金融委不仅承担一行两会之间的沟通协调职能,也承担中央和地方之间的沟通协调职能;银监会与保监会合并,形成“一行两会”的局面。地方层面,组建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同时加挂金融办的牌子,与“一行两会”形成错位监管和补充。

如何完善现代金融监管体系?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此前提出了九个方面的具体措施:

一是全面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郭树清表示,由于历史和文化等原因,我国金融事权主要集中于中央,地方金融事权比较有限,这就更凸显党中央对于金融监管工作领导的极端重要性。

二是建立有效的监管决策协调和沟通机制。具体而言,进一步强化金融委的决策议事、统筹协调和监督问责职能。对地方金融发展改革与风险防控,(要)加强指导、协调和监督,有效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形成全国“一盘棋”。

三是提高金融监管透明度和法治化水平。“根据不同领域、机构和市场特点,制定差异化、针对性制度,强化监管标准,提升监管精准度。要以法律为准绳,大幅提高违法成本,将监管工作纳入法治轨道。”郭树清表示。

此外,郭树清还提出构建权威高效的风险处置制度安排、强化金融基础设施对监管的支持保障、积极参与国际金融治理框架重塑、培育忠诚干净担当的监管干部队伍等措施。

4.加大对科技、绿色低碳、乡村振兴的金融支持,稳步提高直接融资比重

证监会提出,要提高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本领,聚焦稳步提高直接融资比重等重点任务,主动对接国家重点产业、区域发展战略,促进储蓄、投资和消费良性循环。要提高支持科技创新的本领,更好发挥资本市场收益共享、风险共担的独特机制优势,促进科技、资本和实体经济高水平循环。要提高推进更深层次改革的本领,扎实做好稳步推进全市场注册制改革各项准备工作,加强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建设。

人民银行表示,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大对民营和小微企业、乡村振兴、绿色低碳等重点领域的金融支持。

河南担保公司出事折射出什么问题

政府已经成立工信厅、公检法部门联合处置小组来应对近期频繁出现的担保公司倒闭事件。 河南这次事件波及面很大,我的两个河南同事家里卷了进去,本金都难得收回。而据估算,仅河南省通过担保公司融资的金额就达100亿元,按10万元一户计算,波及10万个家庭。 河南的担保公司出事似乎是必然的事情。之前出差到河南,电梯、公交站台、公交车身,满大街都是担保公司的广告,要么是高收益理财,要么是快速放贷。当地人见怪不怪,不论是百姓还是政府官员,就连金融系统人士都不以为然。你问“这不算非法集资”?专业人士都说算,但实际没人管。 近期连续出现的担保公司事件,折射出这样几方面问题: 一是担保行业混乱 。我国担保行业发展由来已久,至今仍处于混乱无序状态。担保公司政出多头,有商务部门,有工信部门,中央层面缺乏统一管理部门。直到去年,才由银监会牵头联合几个部委出台了《融资性担保公司管理暂行办法》,但各省市具体落实上差异明显。目前,所谓的担保公司有这样几种,一种是融资性担保公司,需要按照上述管理办法管理。第二种是非融资性担保公司,比如从事履约担保,商务担保等。第三种是注册名称中含有担保两字的公司,事实上不属于担保公司范畴。但以打着担保的旗号吸储放贷。由于行业缺乏明确定位与主导业务,担保行业发展千差万别,在是银担合作方面,担保公司处于绝对弱势,行业平均担保放大倍数才两倍。真靠融资性担保业务,担保公司绝对无法盈利。 二是基层投融资渠道不足 。担保公司之所以能够打着集合理财的旗号,一边归集百姓储蓄一边放出高息贷款。很大原因在于我国金融的微观循环不畅,一方面向小微经济体的信贷投放太少。而另一方面通胀高企的大环境下,央行控制住存款利率的上限,导致百姓不得不寻找其他投资方式实现资产的保值增值。无论是监管过严还是其他原因,反正供给与需求在正规金融环境下得不到有效的对接,只有通过其他方式实现体外循环,照成实际上的双重市场。 三是地方金融监管薄弱。 通过近10年的改革,我国在中央层面形成了一行三会的金融监管格局,但地方金融监管严重滞后。事实上的地方金融事权(如担保公司、小额贷管公司、投融资平台、农信社的管理)已大幅增加,但地方金融监管体系尚不建成,金融办,金融局建立管理落后,专业人员缺乏,管理手段落后。很多时候出事就查处,不出事就放任。 四是非法集资缺乏日常管理。 从目前看到的案例与法规来看,国家司法和行政管理方面对于非法集资的定义与管理均较为薄弱。往往是资金额很大了,出现了老板跑路或群众事件,才有公安司法介入,予以认定是违法行为。而在事发之前,缺乏提醒和管理。从事非法集资的人多为商界名流甚至政界高朋,有一定的影响力。集资活动在当地往往是透明甚至是高调的,发现起来并不难。但事实却是,很多地方官员、金融机构人士不仅不防范,反到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担保公司的问题有很多年了,一直没有很好解决。只是当前,因经济增长速度放慢,货币政策紧缩而凸显出来。担保公司的问题的核心是国家基层金融结构失衡的问题,与影子银行、上市公司放贷一样。

金融监管“央地协同”格局加速形成

地方金融监管再强化。近日,上海、广东、陕西、四川、内蒙古、江苏、江西等地相继宣布成立金融委办公室地方协调机制,进一步加强中央和地方在金融监管、风险处置、信息共享等方面的协作。《经济参考报》记者获悉,这一机制还将陆续在其他省份落地,下一步,监管部门将抓紧建立健全协调机制的各项细化措施,一系列配套制度酝酿出台。

业内人士表示,协调机制的建立,将增强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一致性,助推金融防风险和深化金融改革等工作更好地落实。在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的过程中,协调机制的建立有助于加强央地政策合力,全力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随着央地金融监管协调性增强,地方金融监管自身体制机制建设也在不断完善。目前,多地已颁布地方金融监管条例,更多地方金融监管立法正加快推进。

地方协调机制密集落地

3月12日,上海、江西、陕西、四川宣布成立金融委办公室地方协调机制。此前,这一机制已在内蒙古、江苏、广东等地陆续建立。据悉,其他省份的协调机制也在规划建设中。

央行有关负责人表示,协调机制定位于指导和协调,主要通过加强统筹协调,推动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及金融委有关部署。社科院金融所法与金融研究室副主任尹振涛在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时说,疫情暴发后,需要各地集中力量办大事,协调处理各种问题,在此背景下,建立金融委办公室地方协调机制意义更为重大。

据央行成都分行党委书记、行长严宝玉介绍,四川协调机制将着力加大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力度,完善配套政策方案,全力支持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上海方面表示,将充分发挥协调机制作用,重点促进落实中央部门关于强化金融支持疫情防控的相关通知,全力以赴做好疫情防控和支持企业复工复产的金融服务保障。

国务院金融委办公室今年年初发文称,将在各省(区、市)建立金融委办公室地方协调机制,加强中央和地方在金融监管、风险处置、信息共享和消费者权益保护等方面的协作。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特聘研究员董希淼在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提升央地监管协调性,一直是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重要着力点。2017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决定成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主要解决金融监管的横向协调,弥补分业监管的不足。但我国尚未建立纵向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中央与地方在实践中易出现两相割裂的监管空间,并可能导致监管政策落实难、服务地方协同难等问题。随着协调机制落地,这一问题有望逐步得到解决。

金融监管协同不断强化

业内人士表示,金融委办公室地方协调机制的建立,是打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的客观需要,将进一步压实地方风险处置责任,防范辖内重大金融风险生成。

“近年来,出于有效应对地方金融快速扩张和金融风险渐进暴露局面的考虑,我国逐渐将地方金融监管职能及风险处置责任交由地方政府承担。”董希淼表示,2017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指出,地方政府要在坚持金融管理主要是中央事权的前提下,按照中央统一规则,强化属地风险处置责任。2018年开始,部分地方政府将金融办(局)升格为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我国地方政府金融管理模式初具雏形。

今年以来,多个金融监管部门密集部署,进一步加强地方金融风险防范。2020年央行工作会议提出,坚决打赢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攻坚战,压实地方政府属地风险处置责任和维稳第一责任。银保监会2020年全国工作会议表示,将继续努力配合地方政府深化国有企业改革重组,化解隐性债务风险。

尹振涛指出,目前来看,地方金融监管的短板突出表现在监管能力较弱和监管经验不足。地方金融监管的职能较为复杂,所监管的机构体量较小且较为分散,也给地方防风险工作带来了较大挑战。协调机制的建立,将进一步完善金融监管的协调和分工,帮助地方提升金融风险防范能力。

随着协调机制落地,地方层面下一步将着力提升协调监管能力,防范辖内重大金融风险生成。上海提出,协调机制将重点构建市重大金融风险排查常态化工作机制,加强对上海地区金融风险及处置情况的监测、跟踪和摸排。江苏提出,将集中力量处置个别中小金融机构风险,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央地双层金融监管协同不断强化,地方金融监管自身体制机制也在不断完善。目前,山东、河北、四川、天津等地已颁布地方金融监督管理条例,北京、上海等更多地方金融监督管理条例也在酝酿中。业内指出,地方金融监管立法的推进,对于防范区域性金融风险乃至系统性金融风险具有重要意义。

相关配套制度酝酿出台

业内专家指出,金融委办公室地方协调机制是全新的金融监管机制设计,未来还需逐步健全相关配套制度,细化工作措施,才能发挥协调机制的更大价值。

董希淼表示,不少地方政府已有金融工作议事协调机制,金融委办公室地方协调机制与省级政府金融工作议事协调机制如何互相支持配合,未来是一个挑战。在同一个行政区域内,金融工作同时存在两套协调机制,可能导致协调机制不“协调”。建议尽快统一到金融委办公室地方协调机制上来,以真正实现央地协调、部门协作“1+12”的效应。

尹振涛指出,金融委属于一个顶层的金融稳定机制,这种机制如何贯彻到地方,还需要继续明确相关日常管理制度。具体而言,制度化表现在要有固定的部门、人员以及完善的规章制度、问责机制和考核机制等。

央行表示,下一步,金融委办公室地方协调机制将从实际出发,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完善,充分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共同营造良好的金融环境。

陕西提出,监管协调机制的建立和正式运行,为各监管单位加强协调、凝聚合力搭建了平台,在出台工作规则的基础上,将进一步建立会议制度、信息共享制度、联络员制度等工作制度。上海也表示,将抓紧建立健全协调机制的相关配套制度。

如何理解在我国金融立法权上中央和地方的关系

首先、要减少政府采取干预政策时获得的收益。在中央政府层面:建议完善地方政府财权和事权相匹配的制度减少政府因财力不足而干预金融的情况,通过立法进一步明确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划清中央与地方以及地方各级政府间的事权财权,做到财权与事权,权利与义务的对等;建议国家应允许条件较为成熟的地区,放行地方政府债券,为地方政府开辟合法的融资渠道,满足基础设施建设的庞大资金需求;建议解决我国司法独立方面存在的问题,防止地方政府权力过大,责任不足造成的过度干预司法的行为,同时提高金融机构通过法律程序追回不良贷款的效率。金融机构方面:强化自身造血功能,完善内部控制及纠错机制,提高抗干扰能力,确保系统规范、顺畅和高效运转。地方政府方面:改变官员政绩考核机制,由原先的单一的以GDP增长为基础的晋升激励转向对社会公正、民众福利、环境保护等综合指标考核的激励机制,如将创造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作为政府工作重点之一,列入政绩考核指标。

其次、要减少不良贷款损失。在中央政府层面:应建设和完善以政府诚信为核心,面向企业、个人、覆盖社会经济生活各方面的社会诚信体系;应完善以投资担保公司为主体的信用担保体系。地方政府方面:要凭借天然公权力,借助当地的公检法体系,支持金融机构依法维护金融债权工作,加大对金融机构在债权保全、资产接收、资产处置等环节的政策支持,敦促有关部门简化手续,减免税率,积极支持金融机构盘活不良贷款,减轻其在追债过程中耗费的时间和人力成本;要加强对融资平台公司管理,杜绝地方政府自身违规或变相提供担保、帮助企业逃废债务等行为。金融机构方面:应积极引入社会信用体系及定期维护,引入信息挖掘技术,扩大信贷征信系统信用信息范围和含量,进一步提升系统的信用预警作用,为银行防范信贷风险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应积极探索小额贷款管理办法;行业协会应定期组织信贷风险评价经验交流,通过相互交流信贷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和趋势,从信贷全过程监控角度探讨降低不良贷款率的方法。

再次、要减少政府在改善金融环境上的投资并提高通过金融生态环境给金融机构带来的收益。值得注意的是,此处的减少并非指纯粹的投资额度上的减少,而是“同时”,即改善金融环境应注重效率,由麦金农提出的金融抑制理论,缓解金融抑制的基础是政府首先需要有稳定的财政能力,由于政府本身资金并不充裕,因此改善金融环境的资金并非越多越好,而应注重效率,因此地方政府需要:加强政府与金融机构间的沟通走访,促进信息交换,改善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从而提高投资效率;政府应多引进金融咨询服务业,了解如何有效率的改善金融生态环境,满足金融机构的长期经营发展需求;改善金融环境,吸引辖区外金融资源进入辖区投资,促进金融集聚区的形成。金融机构方面:加大对地方政府中心工作和经济工作的研究的投入,创新金融产品,提高金融服务效率;加强行业分类管理,防止同质化恶性竞争。

最后、提高地方政府以及金融机构均采取合作策略时获得的超额收益。中央政府方面:应放宽地方金融准入控制权,调动地方政府发展金融的积极性,更好地满足中小企业以及地方性金融机构的发展要求,从而形成良性互动。地方政府方面:提高政府行政运作透明度,完善市场公平竞争制度建设;强化政府的服务功能,通过调查了解当地优势产业发展情况以及发展需求,有针对地推出相关政策,加强产业、研究所、高校、金融机构间的联系,培育市场为主体的金融资本配置制度,从而提高信息披露程度和降低信息搜集成本;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共同培育符合我国经济转型产业结构调整的多元化金融市场,扩宽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的渠道,减少地方政府改革压力和成本,同时也让民间资本有偿承担金融风险,从而建立起多元化的经济结构相适应的金融组织结构。金融机构方面:积极主动支持地方经济建设,创新重大项目的信贷方式和管理方法,实行跟踪管理,根据项目进展情况及时提供有效服务;提高金融企业经营状况信息透明度,善于引用研究所、高校对当地产业和全国各地经济发展研究成果,更好的契合当地产业、企业的需求,服务于当地实体经济发展。

上一篇:资本有机构成(资本有机构成是指)
下一篇:商务信函英语结尾(英语商务信函结尾格式)
相关文章

 发表评论

暂时没有评论,来抢沙发吧~